上海“张江药谷”２号楼里，５２岁的黄寰埋头于实验室那几十瓶“肾参”标本中。他用１１年“磨”出来的现代中药，正获准在全国范围进行三期临床试验，年内有望拿到国家“一类新药”证书，组织大规模生产经营。
但黄寰本应兴奋的脸上，却抹着些许茫然。
公司大股东正准备以高价将手中股权悉数转让给外资。“如果这颗亲手种下的果子不得已被外人摘走，无异于把中药自主知识产权‘出口’，我们会背上骂名。”黄寰说。
两难选择：引资与保权
长期以来，妇女更年期综合症都采用激素替代疗法。由于激素会导致癌变以及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增高，西方国家近年已慎用或禁用，并开始寻找新的治疗路径。１９９５年起，黄寰对特产于江西的肾参进行了大量研究，发现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药材不含激素，却能调节人体激素，且无毒副作用，是一种治疗更年期综合症的天然良药。
２０００年，黄寰的研究成果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，并成为上海市创业投资首批扶持的７７个项目之一。３００万元成了黄寰的启动资金，他享受当年“科技十八条”政策，以最高３５％的技术入股形式在张江成立了上海药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。肾参相关成果先后获得国内及美欧等多项发明专利，并申报国家一类新药，获准进入多期临床试验，收到良好效果。
事实上，“一类新药”每年申报率不到千分之一，总数掐指可算。香港一家投资集团看中肾参的发展前景，于２００３年向药港公司注资１０００万元，收购了当时国内创业资金所持的全部６５％股份。此后，随着港方逐步增资，黄寰所持的技术股比例相应地稀释至目前的１０％左右。而在如今生物医药研发全球化潮流下，港商正筹划以数倍于当年的收购价，把公司卖给其他国际投资公司。
“现在别说卖个四五千万元，只要再进来个四五百万元，我们的股比几乎会被忽略不计。”黄寰说。这样一来，药能产能销了，但整个企业连同自主知识产权都将拱手相让于他人。
越来越多中药改姓“洋”
目前，中国医药界遭遇“两个３％”，即“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西药只占国内西药市场份额的３％”；而“中国中药在国际中药市场份额中也只占３％”。据统计，在我国极为有限的中药年出口额中，绝大多数还是贱卖初级原料，作为成品的中成药只占两成多，为１亿多美元。与此同时，我国每年要用超过１亿美元从日韩、东南亚、欧洲等地进口洋中药。
“既盼着孩子长大，又怕孩子改姓。”这道出了一批医药领域创业者的矛盾心理。仅黄寰所在的药谷，就有４个有望诞生国家一类新药的中小企业已被外资参股或控股，其他被外资后期介入的新药也有二三十个。这些临床医药正处于产业化前期，此时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一旦改变，就意味着新药上市后的受益人也将相应改变。
有识之士清楚，新药只有产业化后才会产生巨大价值。如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，主要用于心血管病治疗。该药凭借１０项中外专利构成的专利群，在上市后半年内便创造了月均销售５００万元以上佳绩，年销量达百万支规模，预计３－５年内市场规模可达５亿元。但有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１０００多种中草药项目已被外国企业在国外申请了专利，这些本可国产的专利药物都可能高价返销国内。
国际化前提：抓住知识产权
由于种种原因，中药知识产权目前基本是随资本而流动。中国中医科学院王凤兰副教授等多位专家指出，国内亟待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和专门制度，这既可为国际上谈判和交涉提供有力依据和有分量的筹码，也可为相关商业开发提供一份指南。
生物制药领域的中小企业在对外引资中往往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，因而廉价或无价，直接或间接地流失了知识产权。黄寰坦言，他也想内外资并引，构筑多元资本，但若要因此让出知识产权，自己情愿延缓产销进程，捂住现有成果，把中药肾参的根留在这块土地上。然而，凭他一人，能经得住外资势大力沉的叩门吗？
作为上海第一批创业投资业者，上海创投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裕达表示，目前我国在资金层面上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力不从心，这种状态急需改变。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大部分资金投向房地产等领域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缺少应有的关注，中小企业板上市企业年初才刚刚突破百家，与主板市场的融资规模反差极大。至于政策性创业投资，其规模水平与国际风险投资相比还极为有限。
走出２号楼，黄寰发动了他的合资品牌轿车，下班回家。颇有意味的是，在中国汽车“满城尽带洋名牌”的今天，我们迫切呼唤着开发自主知识产权汽车，而国内中药市场日后会不会也贴满外文标签呢？
